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17日審議修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議案。草案規定，在街道、廣場、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或者開展娛樂、健身等活動，未遵守公共場所管理者有關活動區域和時段等規定，采取控制噪聲的有效措施，干擾周圍生活環境或者使用音響器材時，未遵守當地公安機關的有關規定，產生過大音量干擾周圍生活環境的，不聽相關單位的勸阻、調解，將被執法部門或執法機構處以警告并責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，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。

也就是說，困擾居民的廣場舞噪聲問題，也將隨著新修訂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，有法可治、有法可依了。如果大媽們繼續我行我素，只顧自己快活，不顧他人利益，將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輕則警告并責令改正，重則罰款。雖然金額不算大，但一旦被公安機關處罰，聽起來總不會那么好聽。

事實也是，不管是誰，也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方式，如果損害了他人利益，就得受到法律的約束。不然，誰還會在乎公共利益，誰還會關心公共利益。對大媽們來說，通過廣場舞的方式鍛煉身體和陶冶情操，本身是一件好事。但是，如果因為噪聲等，影響他人休息、干擾他人生活，特別是在學生復習迎考期間，仍然把音樂聲放得很大，顯然是對公共利益、公共秩序的損害，是必須受到約束和限制的。

實際上，除廣場舞外，還有一些行為，也是嚴重影響和干擾居民生活的。如一些娛樂愛好者，集中在一處吹奏薩克斯，且把音響聲音放到最大，別說緊靠生產場所，就是相隔一定距離，都會對居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。再如一些廠，商店、酒店、飯店開業，組織鑼鼓隊、車隊等高放音樂、市場宣傳、敲鑼打鼓行走在城市各條馬路和各個街道，實際也是對居民生活的嚴重干擾。等等，都是修訂后的法律需要對其規范和約束的。

事實上，對廣場舞等干擾居民生活的行為，地方也早就做過各種立法、各種禁止、各種限制，如西安市2015年出臺的《西安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》規定，跳廣場舞、打陀螺、甩鞭子擾民拒不改正的，將對個人處罰200元。又如經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的《紹興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》明確規定，廣場舞、露天演唱等戶外活動，應當按照規定合理選擇場地、時間，控制音量，不得制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產生活。否則，最高可罰款500元。但是，從實際情況來看，效率并不是很高，有一種法不執眾的感覺。尤其遇到蠻不講理的大媽時，有點無從下手。其中，地方法規的影響力不足、震懾力不強，是非常重要的方面。甚至大媽們會振振有詞地問，為什么其他城市不做出限制，就是你們標新立異。

很顯然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進行修訂，并明確對廣場舞等干擾和影響居民生活的行為做出禁止性規定，是非常必要的，也是非常及時的。法律具有強制性特征，誰不依法執行，相關執法機構就能依法處理。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。

比較令人擔憂的，還是法律的執行問題，在于對大媽這個群體，如何才能做到法能執眾。要知道，一旦處理不好，就會出現一哭二鬧三上吊現象。到時候，執法機關會很尷尬。因此，在法律修訂好后，進行一次力度很大的宣傳是非常必要的。讓大媽們先清楚法律的規定，再自覺地遵守，可能比強制執行效果要好許多。同時，利用好大媽們的子女，特別是第三代，讓他們一起做做大媽們的工作，讓大媽們遵守好法律，可能比依法處理效果更好。

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，如果大媽們都能認真執行法律，不去違法，不干影響他人正常生活的事，自然是最希望看到的結果，也是立法的初衷。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罰人、不是罰款，而是規范人的行為。既然人的行為規范了，自然不需要利用法律條款來約束他人的行為。因此，希望修訂后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頒布后，大媽們都能嚴格執行，共同做一名守法者，共同讓自己的晚年生活充滿樂趣，共同為社會傳遞正能量。